【侦探新闻】外媒关注中国“第一女子侦探”：专捉二奶

　　57岁的张玉芬在咖啡馆桌子上摆出了她的职业工具：两部旧手机和一本翻烂了的笔记本。笔记本封皮角上有一个手写的编号“34”，表示她已经用过的记录案情的笔记本数目。

　　德新社以《中国的“第一女子侦探”》为题报道称，张玉芬是一名私人侦探，她的职业直接触及了纳妾——又称“包二奶”——这种中国古老习俗的实质及其他敏感部分。

　　报道称，依照法律，对婚姻的不忠诚在中国可以成为离婚的依据。但实际上，有数百年历史的男性维持婚外两性关系的做法依然盛行，尤其是在这个迅速发展的国家里有钱和有权的男性当中。

　　张玉芬讲起了一个在全国各地有17名情妇的铁路官员的案例。她说：“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这个男人起了疑心的妻子找到张玉芬，张玉芬便怂恿她检查他的手机，结果她们发现了怀疑对象的照片和电话号码。张玉芬乘胜追击，发现这名男子用贪污的钱把情妇安置到自己出差的不同城市。

　　报道称，当原配妻子在张玉芬的授意下捉奸在床，这位当事人与丈夫离了婚，但是却没有人去追究张玉芬发现的腐败嫌疑。

　　据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的一项调查，接受腐败调查的官员中有95%的人至少有一名情妇。社会学家李银河说：“一夫一妻制在中国是一项仅存在大约60年的规范。许多人对于男人有情人习以为常。”

　　当张玉芬发现自己的丈夫在与自己结婚多年后又找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她说：“我当时希望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希望让我的丈夫遭殃。”她求助于“卓有成效的老式侦探手法”，这让她可以采用低技术的传统调查技巧，并且帮助她走上了目前的职业生涯。法庭诉讼耗时多年，但是在自己终于离婚之后，她决心帮助面临同样困境的其他妇女。

　　在中国的离婚法庭上，丈夫不忠的证据可以提高妻子对赡养费或和解赔偿款项的要价。她说：“但是这样的证据很难获得，她们需要帮助。”

　　她遇到的挫折包括法官拒不考虑她的调查结果，以及证据在提交给法庭后不翼而飞。张玉芬说，这些困难让许多妇女视离婚官司为畏途，她的几个当事人甚至在证据收集完后打了退堂鼓。

　　张玉芬在2003年成立了火凤凰侦探社，以顾问身份提供服务，但随后侦探社由于无法赢利而关闭。她说，当事人经常付不起费用。

　　李银河说，1993年中国明文规定私人侦探服务在中国属于非法，但这并不大可能抑制对这种业务的需求。她说：“事实上，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婚姻侦探)，因为有太多的人将会寻求这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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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芬花了5年跟踪他的丈夫和情妇，最后她发现这位情妇是她的好朋友。

　　《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一名“小三杀手”的故事。这名中年妇女在丈夫出轨后决定帮助同病相怜的女人抓出情妇，文章还称，中国大多数贪官都包养情妇。

　　“当张玉芬(音译)的丈夫终于承认他有了外遇，并且决定分割财产、带着自己的情妇远走高飞时，张玉芬觉得，天都要塌了。”文章讲述了这名妇女的经历。

　　经历了茶不思饭不想、精神几近崩溃的一周，她的痛苦和愤怒化成了力量：她做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揪出那个小三、找到他们的住处、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毁了他们16年的婚姻，这样，她也能借此给前夫施压，给她和他们年幼的儿子争取一些生活费。

　　怎么做?只有一个办法——老式的侦探工作。谁做侦探?她亲自出马。

　　于是，张玉芬踏上了这条“揪出小三”和婚姻官司的漫长道路——而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女侦探社的起源，成为一家专抓小三的侦探社。

　　文章援引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称，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小三”当道，“正室”往往被忽视和遗忘。在传统观念中，离婚对女人而言意味着耻辱，因为法律规定，在判决中，这些“无过错方”也无法被保护。张玉芬的侦探社，就是为了维护“正室”的利益。

　　“这些受委屈的妻子们没有保障。”她说，“他们大多净身出户 ，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

　　1997年，张玉芬开始陆陆续续地“接活”。她记得，曾有一位老妇前来求助，她的女儿因其丈夫的不忠而起了寻死之心。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个丈夫告上法庭，她当时说，她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张玉芬说。

　　报道称，为了搜集证据，张玉芬和她的9个朋友于2003年正式成立了“火凤凰”侦探社，但她只收取一些基本费用， 由于公司没有钱进账，她必须跑遍国税所、地税所去申报无收入，请求减免税，所以公司干脆注销了。

　　栽在张玉芬手下的小三数以百计，这个57岁、活泼、健谈的中年妇女因此获封“小三杀手”的名号。

　　“多年来，上千名女人都来找我，因为他们需要拿到自己丈夫出轨的证据，要求他们付赔偿金，但不是所有女人都想上法院。”她说。

　　“我明白为什么很多女人不想要离婚。”她说， “在一些小城市，人们茶余饭后总会羞辱嘲笑妻子一方，但他们会怪罪于出轨的丈夫，这让女人感到羞耻。”

　　文章称，张玉芬的工作装备甚是简单：两个随身听、两副望远镜、一个廉价的摄像头和一本笔记本。她常常躲在树干或是电线杆后面以作掩护，或者是乘出租车或步行跟踪她的目标对象。

　　张玉芬一边抓小三，另一边也常受到暴力和威胁。有时候，一些出轨的丈夫和法官相互勾结，她的证据因此不被法官采纳。

　　但她也有得手的时候。

　　2009年，一位铁路局公职人员的妻子找她求助，经过调查，她发现这位高官与一名地方电台主播有染。 “那位妻子根据我的指示找到了他们，捉奸在床。”她说 ，“她打开丈夫的手机一看，发现手机里有许多女人的照片，还有她们的电话号码。”

　　还有一次，张玉芬帮助了一个西安女人，她的出轨丈夫已和她离婚，但那个男人还是能得到财产。在张玉芬的帮助下，这个女人跟踪了她前夫2年，终于摸清他的住处，收集不忠和腐败的证据。

　　“真的很困难，因为他有车，我们只能打车或者干脆步行。”西安女人说，“但是张玉芬和其他同病相怜的姐妹们一起帮我，我们顶着烈日、冒着大雪，一直跟踪他，从未放弃过。”

　　西安女人说，中国的“打虎行动”给了她希望，那些迷恋声色犬马的官员如今开始担心被暴露。“有人说，习近平挽救了很多家庭，因为现在的官员们下班后都会直接回家。”

　　最终，张玉芬也给自己的婚姻一个交代。她花了5年跟踪他的丈夫和情妇，最后她发现这位情妇是她的好朋友。

　　她没能告他重婚罪，但还是获得了赔偿金。她问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她那个在税务局工作的丈夫回答说：“大家都有小三，如果我没有小三，会很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