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
成都的私家侦探魏武军出川了。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不知不觉成了他的调查对象。
最近一个月里,魏武军出没在长江三角洲,今天镇江,明天杭州,一转眼又到了南京……这位出身成都的“福尔摩斯”打算立足上海辐射江浙,因为这里的单子多得接不完。5月15日,趁着魏武军返沪的十几个小时,屡屡延宕的采访终于得以进行。
■被称“二奶杀手”,不觉得有什么不雅
记者:早就听说你的诨名是“二奶杀手”,这名字是怎么来的?你对此不反感吗?
魏武军:怎么来的?还不是记者给起的!不过我对这个绰号并不反感,因为它符合事实。在我接的委托中,80%左右都涉及家庭婚姻问题,这反映出群众的需求。我并不认为这个名称有什么不雅。
记者:贝克街的福尔摩斯好像很少牵扯于男女私情,而你这位“中国福尔摩斯”老是围着“婚外恋”、“第三者”转,不觉得层次太低吗?
魏武军:首先要声明一点,我从来没有称自己为“中国福尔摩斯”,这也是记者的语言。至今我仍旧崇拜福尔摩斯,但也要看到,他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现实生活本来就是琐碎的,你可不能小看家务事,一个成功的商人能够在事业上左右逢源,但遇到了真正麻烦的家务事,也许就一筹莫展。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很多。
金钱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应付家务事上。比如说有人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初恋情人再次“来电”,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即使再有钱花天酒地并不能阻止疑心病的发作,更不能靠把钱送给妻子或者自己设想中的情敌来解决问题。只有悄悄找出事情的真相,才可能治好自己的心病,才可能让这个尴尬的家庭重新拥有欢乐。所以,我从来不小看自己的工作。
记者:老百姓厌恶“包二奶”,他们也同样痛恨腐败,你不想为反腐做点儿贡献吗?
魏武军:其实早几年我也办过几件反腐案件,揪出过几条“蛀虫”,一度还在当地造成不小的影响。不过总的说起来这类委托办的数量太少。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我办案需要委托人委托,需要他们提供经费;而一般人如果不是被逼得没有活路了,是不会掏钱雇侦探来反腐倡廉的。
■收费一年翻一番,依旧应接不暇
记者:你接受委托的收费是多少?
魏武军:去年的价格是,凡是要用车或有危险的,成都本地6000元起,外埠10000元起。今年这个价格涨了一倍。
记者:为什么价钱涨得这么厉害?!
魏武军:价格是调节供求的杠杆呀。目前我几乎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连续几年都没有休假了,即便如此,我也只能接受十分之一的委托,没办法,分身乏术。
此外,调查的开支确实也不少。如果一个委托的收费少于5000元,100%是要亏损的。海外一些同行也跟我探讨过收费问题,很多地方采取的是按小时收费制。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一来开出的常常会是十几万的天价,老百姓根本承受不了。
有些委托根本就是社会效益。我的委托人中曾经有过一位医学院女教授,结婚20年双方从未红过脸,但有一天丈夫突然提出离婚,因为他在外面“有人”了。那位教授委托我调查那个“第三者”是否还有其他的“勾搭”,想找出点什么来使丈夫回心转意。调查的结果是那个“第三者”没有另外的“猫腻”。女教授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我在三年时间里几乎与她通了上千小时电话,终于慢慢解开了她的心结。最近听说她在炒楼花,完全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记者:那这件委托你不是大亏特亏了?
魏武军:是呀。我母亲就得的精神分裂症,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医生给她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我知道怎样才能救那位教授,那就是让她开始恨自己不忠实的丈夫,只有这一个办法。既然知道了,我就得救她。
■生意再好,也不会扩大规模
记者:你刚才提到因为分身乏术,90%的委托你都回绝了,照你这么说,开出20000元的价格还是有价无市。你为什么不多招一些人呢?
魏武军:1993年在成都时我登过一个招聘广告,一下子来了400号人,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还有近百位军队退役人员。
不过,这400号兼职人员如今只剩下了一位律师。侦探并不是人人可当的,职业道德是第一道门槛,还要有方方面面的素质。说实话,那些退休的公安干警并不很得力,他们都习惯于大兵团作战,似乎掏出证件就会把对手吓得坦白交代。我们的调查绝不是那么回事,常常是单车长途跟踪,也没有任何的权威,需要的是低调。
如今我们的事务所一共不到10个人,能够独当一面的也就是我一个。我的父亲曾是高级干部,所以我对上层了解得很清楚。我15岁当兵,又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因为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从军事院校毕业后我又做过记者,拍过影视剧,甚至自己也学过表演。做侦探最重要的就是熟悉三教九流,我有这样的阅历和见识。
生意再好我也不会扩大规模,虽然我现在登个招聘广告,来的可能就是成千上万人。侦探在中国毕竟是一种体制外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壮大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全中国至今只有三家私人侦探社,私人侦探是一把双刃剑,被恶势力利用的话后患无穷。我要将这把剑掌握在自己手中。